口述：席和红｜44岁｜医生｜四川
整理：吴光于｜记者
编辑：黄海波
2018年6月，我被单位选派到凉山州下面一个叫绵垭村的地方，成了一名村医。
在大凉山扶贫这一年半，每两个月可以回一次家。路很远，单程至少要折腾整整两天，遇到堵车就说不准了。
我女儿今年15岁，正在读初三，是她最需要陪伴的时候。我这当妈的心里，一直觉得挺亏欠她。
去年年底，当地迎接扶贫验收。我一直抽不开身，3个月没回过家。
直到今年1月10日，女儿学校要开一个很重要的家长会，爱人去外省出差了，我只好给乡里申请，提前回了老家蓬安。
本以为这是一个轻松美好的假期，没想到疫情蔓延这么快。
蓬安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，有不少人在湖北打工、做生意。联想到当年的“非典”，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。
很快，县里就有了确诊病例，好些同事写请战书。
1月24日，我接到凉山方面的通知，那边也有确诊病例，外地扶贫干部暂缓返岗。
我当产科医生20年了，去扶贫之前是我们县妇幼保健院的业务骨干。疫情时期回不了凉山，又不想闲着，于是我也向医院请战。
2月1日，院长给我打电话，说有一位正在隔离观察期的孕妇，急需特护。
孕妇的哥哥从武汉回来，和她在一个屋檐下待了4天。1月27日，哥哥感到身体不适，3天后确诊为新冠肺炎。
当时孕妇已经38周多了，临产在即。我们医院立刻组织了一个医疗团队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儿科、内科、手术室、麻醉科、检验科等十几个人。
当了20年妇产科医生，从来没有哪一位孕妇，让我们小县城医院弄出这么大动静。我和同事们都有一种上战场的感觉。
组队完毕，我们坐上救护车直奔她家。由于孕妇属于密切接触者，去之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——穿着防护服，戴着护目镜和口罩。
看到我们这个阵仗，她老公不太高兴，觉得我们太夸张了。
我们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负责，更是对这个小县城里的其他孕产妇负责。如果我们不幸被感染，那些孕产妇们如何就医？
第一次见到这个孕妇，感觉她浑身上下都透着焦虑——眉头紧锁，一直问我，如果她被感染，肚子里的孩子会不会有事。
她今年32岁，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宝宝，这是她的第二胎。
说实话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们不希望最坏的结果发生，但如果真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也有预案应对。
那天，我一直向她保证，会尽最大的努力，保她母婴平安。
当天的产检，体温、血压、脉搏、胎心一切正常，大家暂时松了口气。
离开她家前，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，随时跟踪她的情况。胎动如何、饮食如何、睡眠如何……说实话，我自己生孩子都没这么细致过。
2月8号，第二次到她家里去做产检。这一次，她老公的态度热情了许多。这时，离预产期只有5天，为了保证母婴安全，我们决定把她接到医院。
医院把体检区改成了独立分娩区，并把她的儿子和丈夫，也接过来陪伴她。
2月13号，胎儿已经足月了。我们每天都做胎监，与川北医学院专家随时沟通情况。
考虑到她不能排除隐形感染，为了将感染的几率降到最低，我们劝说她做剖宫产。但遭到了她和家人的坚决反对。
于是，我们整个团队又进行评估，和专家反复讨论，最终决定尊重他们的意见。
2月17日，孕妇有了宫缩。第二天中午，宫缩的频率达到每20分钟一次。
我们又进行了全院会诊，考虑到她还有频发性室性早搏，我们担心生产过程太长，会增加危险性，建议她使用缩宫素催生。这次，她和家属很快同意了。
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们甚至准备了除颤仪。
下午5点40分，产妇上了产床。整个生产的过程，我都在她的身边。产房里的3名护士，一直在给她加油打气。
产妇表现得非常棒，一步一步按照我的指令，调整着呼吸和用力。
她在产床上满头大汗，我在防护服里全身湿透。
这个母亲真是太不容易了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忍受着分娩的痛苦，拼着命把她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。
38分钟后，一个6斤8两重的女婴呱呱坠地了。
手捧着这个特殊时期降生的婴儿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，护目镜上起了一团白雾，视线变得模糊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产妇开始大出血，10分钟失血量达到了800毫升，我们立即进行药物处理和子宫按压。
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，产妇才脱离危险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
第二天，我们又给这一家人做了新冠肺炎检查，再次确认他们一切正常，安然无恙。
这一路走来，这位妈妈已经成了我的家人，像一个妹妹，也像一个战友。
在疫情面前，我们虽然是医生与病人，但也是彼此的陪伴，一起走过了这20天的艰难时光，这将是我从医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。
